是谁建造了四千年前陕西黄土高原北部的“巨石之城”？他们从何而来？社会如何运转？

11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科研团队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历时13年，对我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峁古城及周边遗址的169例古代人骨样本展开大规模、高分辨率的核基因组研究，首次以直接的遗传学证据揭示出该遗址的人群来源、迁徙历史与社会结构。

该研究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史前聚落社会遗传学分析，相关论文成果11月27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作为重点推荐论文发表。

他们是谁？主体是“本地人”

石峁遗址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的交界带，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其复杂的城防布局、多元的祭祀遗迹与高等级的文物遗存，展现出典型的早期国家形态与高度的社会复杂化程度。石峁古城以皇城台为核心，构建起内城、外城两重城垣，并与周边寨山等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文化面貌的庞大聚落体系——石峁文化。

关于该遗址及相关文化人群的遗传来源，与周边黄河流域、草原人群之间的联系及其采取的社会组织形式等科学问题长期处于争议。有研究认为其起源于本地仰韶文化人群，也有研究推断其祖先源自中原。对此，针对石峁遗址与周边古人群展开大规模、系统而精细的核基因组研究，成为探究这些问题的关键手段。

研究团队通过捕获分析来自陕北仰韶晚期庙梁遗址和五庄果墚遗址，龙山时期石峁遗址（皇城台、韩家圪旦、后阳湾、外城东门等多个地点）和周边寨山遗址、木柱柱梁遗址、神圪垯梁遗址、新华遗址等卫星遗址，及晋南陶寺遗址和周家庄遗址共计169例古代人类核基因组，得以翔实揭示石峁文化主体人群的遗传来源以至河套地区史前农牧业人群的迁徙互动历史。尤为重要的是，这项研究首次用古DNA重建了中国最大规模、具清晰早期国家特征的史前城址的复杂社会组织结构及与亲缘绑定的森严等级制度。

研究团队通过对石峁古城及周边多个遗址的人骨样本进行核基因组分析，发现不论是在皇城台的高等级人群，还是外城、周边聚落的普通人群，他们的遗传主体都来自陕北本地的仰韶晚期人群。

“也就是说，石峁文化主体人群并不是‘外来户’，而是在本地人群基础上发展壮大。”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研究员付巧妹说。

此外，研究团队还在少数个体中检测到来自北方草原和南方沿海人群的基因痕迹，但这些外来人群并未影响到陕北地区主体人群的遗传连续性，进一步证明了石峁文化深厚的本土根基。

史前枢纽！南北文明在此交汇

地处农牧交错带的石峁并非“孤城”，而是史前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考古发现显示，石峁遗址出土的陶器与中原地区晋南陶寺文化相似，青铜遗存及冶金技术可能来自欧亚草原，鳄鱼骨板则可能来自长江流域文化。

此次的古基因组学证据表明，石峁文化人群与中原陶寺文化人群有着相近祖源，二者与陕北仰韶晚期人群均存在极强的遗传联系，这也解释了两地出土陶器风格高度相似的现象。

在北方草原方向，研究人员在少数个体中发现了几乎纯正的草原人群基因，表明当时存在零散但持续的人群往来；而在南方沿海方向，多个石峁文化遗址的少数个体检测出10%至30%的古南方人群遗传成分，与四千多年前的南方稻作人群高度匹配，为史前稻作农业向北传播提供了有力证据。

“可见，石峁文化人群以本地仰韶人群为稳定的遗传主干，同时与中原、草原和南方的农牧业人群保持着不同程度、长期的互动交流，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演进提供了实证。”付巧妹说。

等级森严？折射早期国家形态

在古代，人祭是祭祀活动中以活人作为牺牲的仪式，人殉则是丧葬中以活人殉葬的习俗。石峁古城中发现了大量人祭或人殉现象，包括集体的“人头骨坑”和贵族墓葬的人殉现象，显示出严格的社会等级。其中殉葬者是谁？他们与墓主人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学界长期关注却悬而未决的谜题。

研究发现，石峁古城不同区域的人祭或人殉人群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外城东门“头骨坑”内以男性为主，而高规格贵族或精英阶层的殉葬人群以女性为主。在目前所见最高等级的皇城台墓地中，多对殉人之间存在二级亲缘关系，暗示某些家族或社群可能被统治阶层选为殉葬对象。

通过构建横跨四代的家族谱系，研究进一步揭示，这些谱系中的主要建立者均为地位较高的男性墓主。这表明石峁社会是典型的父系亲缘社会，深化了对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

近年来，利用古DNA揭示大型聚落的亲缘谱系和社会组织结构，已成为古遗传学的最新前沿领域。然而，要精确解读一个大型聚落的亲缘关系网络，不仅要求足量的代表性样本与高覆盖率的古基因组数据，更需在深度整合聚落结构、墓葬形制、随葬品、居住址等多维度考古学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复杂的数据建模分析。因此，全球范围内相关研究仍相对有限，超过百例个体基因组的史前社会研究更是屈指可数，而对石峁古城这种具有超大规模、复杂多样殉葬形式的等级社会的研究尚属世界首例。该研究以多层面证据揭示石峁古城及其卫星遗址这一代表性新石器时代社会的亲缘纽带与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密联系，为探究东亚早期国家起源的权力继承模式、统治家族与社会阶序提供了首个直接的遗传学证据，极大地深化了对中国北方地区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程的认识。

这些发现深化了我们对早期国家形态和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路径的认识，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 综合央视、人民网、新华网等（华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