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新疆阿勒泰打响官员财产公开“第一枪”，随后这几年，全国29个试点先后试水，为中国反腐制度的创新写下了浓郁的一笔。但遗憾的是，大多数试点目前都或搁浅，或“换成别的形式”。专家认为，各地小范围的探索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需要“顶层设计”，而最好的设计就是立法。
官员财产公开作为一种
然而，这一反腐利器在中国却呈现出“水土不服”。自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以来，亦有人大代表、学者和退休官员积极奔走呼号，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然而20多年过去，依旧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但来自基层的反腐动力一直保持着热情。从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开始，国内很多地方也都进行了关于这项制度的探索。但4年多以后，多地试点折戟沉沙，有些“潜伏”了，有些“冬眠”了。
率先实行地区制度推行者“人走政息”
事实上，早在1988年，国务院就已尝试拟定有关国家行政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草案。并在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
近5年来，基于官员财产公开的“阳光法案”每年“两会”上都会被提及，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决策层的正面回应。尽管如此，地方“自发性”的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却层出不穷。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在国内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之后，各地试点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宁夏银川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实践，一度被媒体称之为制度破冰或地方探索样本。
当时的制度推行者、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吴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显示了极大的改革决心，并表示将逐步实现“有限公开最终过渡到无限公开”。但当年8月，吴伟平因病去世，至此“人走政息”。
吴伟平去世后，纪委书记这一职务在将近两年时间内，都没人接任。目前，曾经一度日点击量突破10万人次的阿勒泰廉政网已经无法打开。记者电话连线阿勒泰纪委，一名工作人员称：“我们内部还有申报，特别是官员任职前，都要申报的。”但申报的内容和程序，“很复杂，要填几页表，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现任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杨振海坦承：“不再按照原来的制度做了。现在，我们按照自治区统一要求来进行官员财产申报。只有申报，没有公示。”
多地实行半年左右就进入“冬眠期”
曾被外界称为官员财产公开“最彻底”的湖南浏阳模式，也再无动作。多家媒体报道称，如今浏阳已将财产申报移交组织部，而纪检和监察部门只负责查处申报不实。
该市纪检委党风廉政建设室相关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财产申报已“换成别的形式”。而根据浏阳当时实施官员财产公开时的措施，要求官员新任职必须在媒体上实施财产公开，记者翻阅了大量的《浏阳日报》，也未发现有任何的财产公示。
在2009年，一度“热火朝天”的官员财产公示，多数地方实行半年左右即进入“冬眠期”。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2009年后集中出现的财产申报制度地方样本，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上层支持和法律支撑”。所以，一旦改革主导者调离，改革可能迅速停止。除此之外，因为“公示”会压缩地方官员的权力空间，所以有人反对改革；制度设计本身不完善，范围太宽、方法不稳妥；技术条件尚不完善等，都是导致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财产申报“私示”作用有限
2009年2月，阿勒泰廉政网公示上千名官员的财产信息之后，曾引来两大争议。一是上千名官员在接受礼金栏都填写“零”；二是阿勒泰地区纪委将申报人购买汽车、住房等动产、不动产，购买股票、证券等理财产品以及个人银行存款等七项内容，列为秘密申报范畴，不予公开。
还有在试点地区中，公示范围最小的四川高县。当年高县的400余名科级干部，要在《基层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收入登记表》中填写自己以及配偶、子女的姓名、年龄、政治面貌、工作单位、职务等；在财产情况栏上，还要填写住房套数、地点、面积等；在债权、债务栏，分别列有总额以及产生的说明；在收入情况栏，要求填写月收入、工资、奖金和其他收入。这个看似完美的制度，却只是将填好的表格，由专人收集并送达县纪委，最后放入专柜保管，并未公开。
据记者了解，全国最早一批的试点地区，只有浙江慈溪仍在坚持。它的特点是对官员财产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张榜公示，时间只有短短3天。慈溪市纪委常委杨智峰介绍，慈溪官员廉情公示表每年1月填报并公示一次，其中有一块内容涉及财产申报公示。至今年初，已有893名干部进行财产申报并公开，2013年初将要公开的干部人数，初步统计约在900人。
四年以来，慈溪对官员财产申报的范围和内容都有所扩大，例如2010年增加“官员配偶、子女配偶经商”、“配偶及子女出国（境）求学（定居）情况”；2011年增加“从事股票、证券、期货及房产买卖等收益情况”；2012年进一步加强官员申报信息有效性。
但是，没有更大范围的“公示”成为慈溪模式的最大死穴。据媒体报道，浙江慈溪、宁夏银川等地在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之后，都是“零投诉”，引发公众对其实际效果的质疑。有中央党校专家认为，现有的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大多数还只能定义为“官员财产申报”，离公开和被监督还有一大段距离。
新增试点未能解决老问题
2011年起，有一批“鲜为人知”的试点破茧而出，如江苏徐州贾汪区、镇江丹徒区、南京江宁区，广东珠海横琴、韶关始兴县等。但面对记者的采访，各地均“三缄其口”，官员们说得最多的话是：“等待上级安排，找个合适的时间再对外公开”。
在这些试点中，目前政策已经出台、公示力度较大的是徐州贾汪区，作为“勤廉评价系统”的一部分，全区600多名科级干部要在网上公布个人财产，接受网民监督。并且公示永不撤除，保障了群众的查询时间。
打开贾汪区勤廉评价系统网站，选择“绩效评价”，再选择具体的部门，点开被公示人的姓名，就可看到干部简单的工作情况和财产情况。如贾汪镇镇长鹿存益，上面就写着“徐州康居小区住房一套，月工资4500元，配偶在太平洋人寿保险徐州支公司工作，女儿在徐州妇联幼儿园”。
虽然这些试点都有“长处”，如贾汪区的网络公示，但内容太少，对于投资、金融的收益，以及直系亲属的房产都没有公示；又如2012年8月开始试点的江苏淮安市，将官员申报级别上升到“正处级”，但不在网上公示。这些新兴试点，都未能解决老试点遇到的现实问题。
“没有法律规定，只有政策文件。”姜明安说，缺乏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和“顶层设计”，各区县的试点缺陷不可避免，也难以避免“人走政息”。
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看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调查，对于官员申报的相关情况，要有一个由群众代表、财务部门、银行和记者共同组成的小组核实；接下来才是公示；三是对于谎报、瞒报行为进行惩治。但遗憾的是，虽然试点众多，但都“没有找到一个统一有效的办法”。
突破口或在“拟提拔官员”
“大腕一抖，政绩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网民对财产公开制度这样评价。近年来，虽然各地财产公开试点此起彼伏，但暴露出的问题和各方阻力，也让媒体和学者们尤为绝望。
公示财产主要靠官员自觉，缺乏监督和问责体系，是大多数试点地方面临的问题。目前，《财产申报法》非但没有出台，也没有进入立法程式。几个月前，《学习时报》曾刊文提出，从乐观角度看，官员财产申报至少还需10年时间。
“改革刚开始，步子可以稍微小一些，然后一步一步推进。”姜明安认为，所有试验都有好处，即使失败也可以为后来者尤其是高层进行制度设计提供经验教训。
而在这些实践中，各地不约而同地都将“房产”作为第一位需要申报的财产内容，而将“拟提拔官员”当做制度得以在更大范围延伸的突破口，如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江苏淮安等地。一些研究者也认为，“拟提拔官员”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突破口，因为“阻力较小”。
有学者认为，“拟提拔官员”本来就具有公布个人信息的义务，一个被提拔者如果不能自证清廉，党的廉洁何以维护？而一旦这些官员财产的公开形成惯性，将会对传统的“官员财产是个人隐私”观念形成冲击，久而久之，公开财产就会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在记者的采访中，陕西本地也有官员认为，反腐应该从拟提拔官员开始，保证这些官员“上位”时的清廉。另外，有必要在官员上位前进行廉政培训，区分“人情往来”和“腐败”的本质区别。对于在省级范围内探索，该官员提出，可以选择在一些厅局试点，比如，可以让纪委或者检察院、法院等系统率先试点财产申报公开制度。
有评论称，目前我国实施官员公开制度的试点和经验均已成熟，而2012年岁末的大量反腐案例，如“房妹”、“房叔”、“表哥”等也倒逼这一制度的“顶层设计”。
本报记者 刘斌（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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